美国的家长制——严父道德观框架

2016-1-13 Q帝 权谋文摘

【权谋网】按：家长制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任何政治隐喻大多是以家庭为伦理关系的。所以家长制不仅仅是中国权力集中，权力独裁，一言堂等的出没地，美国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内心的政治框架也是家长制，只不过是使用了“严父道德观”而已！

转发过来一篇研究美国政治隐喻家长式管理的好文章，与大家分享。

政治话语往往是隐喻的集中地。美国右翼近几十年来屡占上风的关键，就在于其苦心经营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并以其为框架将其核心价值观和政策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了一起，并利用其政治机器将它深深植入了美国人的意识中。这个框架就是所谓的“严父道德观。”（strict father morality） 它的构造是这样的：

首先，人们总是用“家庭”这个隐喻来理解自己的国家。比如把建立国家的人称为“国父，” 把战场上的士兵称作“儿女，”把旁边的国家成为“邻居，”或者“朋友。”以此为基础，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归根结底变成了他的家庭伦理：他对国家政策的解读通过“家庭”这个隐喻被转化为他对家庭关系的理解。而“严父道德观”的核心就可以被概括为以下这段话：

“外部世界永远是危险的，因为有邪恶存在。外部世界同样是残酷的，因为它充满竞争。善恶之分是明确的，赢家和输家也会永远存在。而作为一个严父，它应该：

  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保护自己的家庭，
  在一个严酷的世界中为自己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教育自己的孩子分辨善恶是非。 ”

作为一个严父，管教孩子明辨的方法就是惩戒。因为严父享有绝对的道德权威（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此他具有惩戒（包括体罚）的资格。而通过惩戒，儿女学会了自律(discipline)，能够克制自己不去做恶。好孩子通过自律而自立，丰衣足食；坏孩子因为不自律而要依赖他人，饭来张口。

这套深深植根于福音教派哲学的理念经由James Dobson这样的明星牧师发扬光大，并成为凝结一整套右翼政治哲学的强力粘合剂。在社会政策上，“严父道德观”成为反对一切社会保障体系的认知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家庭中的“儿女，”富足的人因为自力更生，便成为了“好孩子，”他们的成功是自律和服从规则（play by the rules）的结果。与之对应，穷人便是家里面的“坏孩子，”他们的失败是缺乏自律的表现。依照这个逻辑，社会保障用富人的钱去保护穷人，便是对好孩子的“惩罚”和对坏孩子的“骄纵。”它不仅帮不了穷人，还会“惯坏”这些“坏孩子。”一个“严父”要做的正好相反。他应该尽量不干涉自强自立的那些孩子，而应该狠狠惩戒那些坏孩子，让他们知道不自律不努力的苦头。与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税收政策也因此被纳入了这一思维框架中。右翼的减税主张通过“tax relief”这两个字眼轻松而有力的呈现出来。它暗藏了一个“负担”（burden）的隐喻，把所有税收都归为一种“压迫”和“惩罚”而需要得到“解放。” 这个隐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加税几乎成为政治禁忌。毕竟，谁敢去反对“解放”纳税人呢？社会政策左倾如奥巴马，竞选时也要与对手死拼谁减的税多。而北欧式的高税收高福利，在美国人眼中简直就是苏联和纳粹！ Lakoff认为这是隐喻在政治话语中最有力的地方，一旦你抢先通过隐喻建立了某种思维框架，对手便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他们对这个框架的攻击只会越发强化这个框架本身 ---- 无论你在“tax relief”前面加上多少个anti, 税收永远都会被视作一种“负担。”

在外交上，“严父道德观”为单边主义的鹰派政策扫清了障碍。既然严父是一个家庭的绝对道德权威，并且有惩戒的权力，那么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面，谁应该是“一家之长”呢？自然是经济和军事最为发达的美国，因为“发展程度”总是与“发育程度”相连，因此发达国家是家庭中的“成年人”和“长者，”发展中国家便成为了家里的“晚辈”和“小孩。”因为外部世界善恶分明，国家又可以被称为“流氓”（rogue state）和“恶棍”（evil axis）。通过这一连串隐喻的转换之后，再看看联合国是一个什么地方？在一国一票的基础之上，它岂不是一个大部分由“未成年人，”外加一堆“流氓”和“恶棍”组成的俱乐部？作为“严父”的美国如果在行使其权威之前还要咨询他们，那还成和体统？这就是布什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通过“请假条”（permission slip）这个字眼所引发的连串隐喻。美国攻打伊拉克不需要联合国的授权，因为长者不需要向小孩递交请假条！

政治隐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思维框架非常难以打破。正如Lakoff所指出的那样，当事实与一个人业已形成的思维框架相冲突的时候，被扔掉的往往是事实，而不是框架。所以当戈尔摆事实讲道理，苦口婆心地告诉美国公众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的时候，超过一半的美国人选择性地无视了这些事实。因为在他们脑中，戈尔这个名字早已与党派政治的所有负面隐喻相挂钩，挥之不去。面对这样的局面，Lakoff们正在推动一场话语层面的夺还战，其口号便是“Re-frame。”他们认为不能穿着对手设计的鞋子与对手抗争，而要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如果税收之前被比喻为“负担，”那么针锋相对的策略不应该是反对“减负，”而是引用另一个隐喻把它定义为一种“投资，”对未来更好的公共服务所进行的投资。如果“严父道德”被用来为瓦解社会保障和推动鹰派政策张目，那么对付它的办法并不是向克里那样在其之前冠以一个anti了事，以至被视为“软弱可欺，”而是重新构建一套“慈母”价值，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哺育，”对其他国家的“倾听。”

我们无可避免地生活在隐喻之中。对政治隐喻的认识具有双重意义：除去可以在政治话语角力中抢占高地，它或许可以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容易被引导、操弄和煽动。与前者相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

标签: 政治隐喻 严父道德观 慈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