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煞 | “谜语政治”：宪法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争论

2015-12-20 Q帝 权谋文摘

【权谋网按】：这是网上破译关于国家主席争论最有深度的文章，对中国的谜语政治会有理解。这是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权谋网立场。仅供研究用。

一

中共九大，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进了政治报告。九大之后，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做出了调整和部署：准备结束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撤销文革领导小组。这意味着江青、张春桥这个圈子将失去实际权力；因三年折腾，恢复生产和经济成了当务之急。对此，毛泽东用他固有的幽默说出了“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这个‘饭（飯）’字的旁边有个‘食’字，没有‘食’，就是‘反’”；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冲突不断，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开始大规模调兵遣将，关于两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讯息见诸报端和最高领导人的言论。毛泽东深具疑虑地告诫他的党和军队这种战争爆发的现实可能性和危险性，要做好应对的万全之策。很显然，应对战争的危机除了军事手段之外，也需要对党内的派系进行必要的弥合，全党团结的重要性再次得到高度强调。这些问题将在不久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形成共识和决议。

此时的毛泽东已清醒地认识到，要结束文革，就必须平复因动乱留下的创伤，尽可能地使党和国家步入常态。他决定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讨论面对的问题，制定发展规划；同时也决定修改久已荒废的宪法。这其中就关涉到新修改的宪法是否保留国家主席这个机关的问题。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新宪法将不设国家主席这个机关。

二

毛泽东不主张设国家主席的观点非常明确，而其理由则模糊不清。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决定的真实动机，也没有任何文献和资料显示其主张的真正原因。毛泽东作为被全党、全国人民尊崇的领袖，其言论、主张的真实意图往往高深莫测，就像谜语一般，其下属和同志只能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揣摩、判断。也因个人的领袖气质，他一般不直接向他的下级和同志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看法，喜欢用典故、比喻这种带有隐喻性质的方式表达问题；有时是反话正说，有时则是正话反说，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的听众经常搞得晕头转向。他表扬一个人的时候未必就是表达欣赏，主要得看场合和在场的人；他批评一个人的时候，也未必是表达疏远，而真实的意图可能恰恰相反。所以，对他的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也是如此：他是在考验其同僚和同志的忠诚度，还是真不想做那个位置，另有其他考虑？谁也不知道。

他曾表示，他不想做这个国家主席，因为“国家主席”只是国家的一种形式，不要也罢；而且也告诉他的副手林彪，最好他也不做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能因人设事。这显然是随口的理由，因为“因人”是他高超的政治技艺中的一种。当他的绝大多数同志把他不设国家主席看作是他的“伟大谦逊”，劝他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又一次用了历史典故：三国时，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马上识破了他的用意：“孙权这是把我往火上烤啊！”这句话也用在他的同志们对他的劝导上。这个理由也令人生疑：他是万般瞩目的领袖，既是党的主席，又是党的军委主席，多加一个国家主席也未必就是他的同志的不怀好意。他为什么对不设（不做）国家主席的决定那么坚定，其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以下的细节可能有助于形成判断——也只是一种判断，而不是结论。

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九届二中全会之前这一时间内，毛泽东对文革期间所树立的个人崇拜心生厌倦，对其副手林彪对他的过分颂扬表达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有一次观看电影，影像中全是他自己和他的小红书，他对此表达了不满：“谁愿意总是看自己出演的电影！”并愤然离场；他对满大街都是自己的塑像，每一个人都佩戴他的像章也表达了不快。为此，中共中央还用文件的形式对毛泽东像章的生产和佩戴做了规定；特别对他本人思想、超凡入圣的过分修辞，比如用在他身上的那几个副词，他明确表示了不满，并在有关文本中亲自将其划掉。这又说明了什么？他是真的厌恶了这些吹捧、逢迎，还是做出的一种姿态？他的同志们又一次不得不接受智商的考验。即便像康生、陈伯达这些常年累月围在他身边的聪明笔杆子也未必能理解他的真实意图。

毛泽东聪明过人，他既接受这种吹捧，又对这种过分的讨好表现地很清醒，他知道自己是谁。这期间，他跟他的美国老朋友斯诺的谈话，应该被视为是他的真实意思表达。他明确告诉斯诺，那“四个伟大”是一种言过其实的表述，而且他是用英语向斯诺重述了那“四个伟大”，并表示他自己只接受一个称呼，即“伟大的教师（导师）”。这也可追溯到他早年的理想，据他自己说，最早的时候他想做的是一个以教书为生的教师。而现在他已经是全党的教师这个自我评价也不算过分，他的各方面才智、政治谋略显然要高出他的同志一截。

那他为什么还要接受他的党和同志历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呢？他的解释是，因为革命和斗争的需要：要打到倒蒋介石，就必须在其革命队伍中具有与之相匹配的权威；要与党内像王明这样的领导人进行路线斗争，并取得胜利也需要某种威望；要彻底斗倒刘少奇，便需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总司令的个人崇拜。而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该是换回自己肉身的时候。

然而，他的这个真实想法并没有被他的下属和同志了解。作为副手的林彪继续他的造神运动，而脚在林彪阵营的著名笔杆子陈伯达也继续他的谄媚本领。这也为“庐山会议”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三

毛泽东一生都反对党内的宗派主义，厌恶拉帮结伙，搞小山头。然而，宗派始终存在于他的身边，这一点他未必明察。即便感觉出一点，对此的办法也不多。若是过分了，也只能发出警告而已。最严重的时候就拿出他的看家本领：“扔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前者主要是对其批评（包括批判）、让其检讨；中者是指在小团体里安插其他成员，搅乱其成分；后者则是通过撤换、降级等手段削弱其力量。“检讨”是他最喜欢用的手段。他认为，一个人若犯了错误，就应该让其写检查、做检讨。一般而言，一两次的检查、检讨是不会被通过的，直到他认为的满意为止。并且，书面的检查是要存档下发的，那就成了一个人一生的污点，为的是让其心有余悸，心存畏惧。即便如此，派别在党内也难以消除。至少在他身边就有三个不同的圈子：他的革命老战友是一派；他的夫人江青、张春桥等人是一个圈子；而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及其手下形成了另一个山头。后两个派别针锋相对，形同冰火而互不相容。对后两者之间的争斗，毛泽东本人未必知情，他们同属党内的“左派”，而且争斗都是暗中进行，有毛泽东的场合，他们会心照不宣地做出毛泽东喜欢的样子。

也就是说，对毛泽东已厌倦了对他的过分颂扬这件事情上，江青集团应该多少是了解的。江青毕竟是他的夫人；张春桥看过毛泽东本人划掉歌颂他的那几个副词的文本，这对老谋深算的这支笔杆子而言，他从中能嗅出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而对林彪的阵营而言，即便知道毛泽东删改对他的颂扬之词这件事也未必能明白其真正用意，也不排除“那只是做做样子”的误认，否则，庐山会议就不会有那些愚蠢的举动了。

一个人从内心里厌倦了对自己过分的颂扬，而“颂圣者”并不知道这种厌倦反而变本加厉，这种情形会使前者产生复杂情绪，“加深疑虑”应是这种情绪中的重要一种。

接下来的事情便有更充分的理由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70年的八一建军节像往年一样，“两报一刊”要发表社论，以示祝贺之意。而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在北京。社论照旧的官样文章，而对文中的一句话却起了争执，争执的一方是张春桥，另一方是陈伯达。社论的原稿中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陈伯达主张对这句话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删除，而张春桥坚决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这个分歧被呈送到在外地的毛泽东本人那里。因为“呈送”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进行的，按照毛泽东一贯的行事风格，他对这个分歧只打了个哈哈，并不在意，表现地非常大度，当场就把那四个字划掉了。特定场合中的这个“不在意”恰恰表明他的“很在意”的真实感受。庐山会议后，他在与地方领导的谈话中多次谈到这个事情，而且带着牢骚：“为什么我这个缔造者就不能直接指挥了呢？！”毛泽东并不都是秋后算账，但喜欢记账却是他的特点。

但这件事情未必就与他的副手林彪直接相关，也没有材料证明是林彪授意这样做的。按照林彪的性格，他不会表现得如此愚蠢。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陈伯达这个蠢秀才是为了讨好新主子！他蠢就“蠢”在直接把他的主子送到了领袖的平行位置上，其目的却是为了“架空”。对毛泽东本人而言，他凭借自己的判断力，也不会轻易把这个“罪过”直接安在林彪的头上，但对这个相关人的不快是不言而喻的。而另一方面，毛泽东特别善于在相关事物中寻找蛛丝马迹，只要看见了蛛丝，非找到蜘蛛不可是他的个性。林彪作为钦定的接班人的悲剧也在此。

如果说这件事情并不与林彪本人直接相关，那么接下来所叙述的事情，林彪本人就脱不了干系了。

这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决定“准备打仗”，并下达了中央主要领导进行“疏散”的指示。林彪按照指示到了江苏的苏州。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他没有请示最高统帅，就以副统帅的名义在全军下达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令全军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对此，毛泽东毫不知情。事后，林彪并没有直接向最高统帅做当面或书面汇报，而仅仅以电话方式进行告知。这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算是政治上的犯忌。对此，林彪表现地若无其事，而毛泽东则是忧心忡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事件本身并不能证明林彪就有怀揣“篡党夺权”的野心。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有没有做出过激反应。只是以后的庐山会议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才让毛泽东把上述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判断。即便如此，毛泽东也表现得相当冷静。那种举动虽是“出格”，但也够不上阴谋篡党夺权，况且“阴谋”也不是，那是“明干”。

然而，上述的各种情形的确会影响毛泽东的判断和决定，包括宪法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它构成了对毛泽东为什么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这一问题进行判断的背景中的“前景”。

四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语境下，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与谁来“当”国家主席是两个既不同又相互缠绕的问题。前者涉及国家机构安排，后者则与人事直接相关，而这两者又不能决然分开。事实上，主张设国家主席就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在人事上的优先性，或者说，设与不设国家主席都与毛泽东本人直接相关。这也是毛泽东把两个问题捆绑在一起来谈论的原因。

虽然毛泽东反对因人设事，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这个机构又不可避免地与直接的个人联系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将落，在刚刚结束的这场“胜利”之前，那个曾作为他接班人的刘少奇便是“国家主席”，并与自己一起被他的党和人民尊称为“刘主席”。“毛主席”、“刘主席”并列一起构成了中国政治史上的“双主席制”。虽然，他的人民未必都能分清两位主席的性质，但同样受人民爱戴却是真的。然而，就是这个被称作“刘主席”的人不但被证明不是一个“称职”的国家主席，而且作为接班人也不过是活动于毛主席身边的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国家主席”这个位子实在是被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坐脏了。刘少奇虽死，心恨未必能消。一说到“国家主席”，不知毛泽东本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设与不设国家主席，也涉及权力分配以及政治技艺这些既重又细的考量。如果设立国家主席，那么，该机关应享有何种权力，其职权如何定位，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如何划分等等问题，也都需要认真细致的运思。这也关涉着中国政治中最为复杂的人事问题。若是由党的领袖担当这个角色，或者（正像毛泽东做的那样）党的领袖放弃而由其他（不同）人士替代，那其中的差异性如何体现？不同的权力大小界限又在哪里？这都是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而且，若设立国家主席，那副主席设不设？按照政治惯例，有主席就当有副主席，后者未必就是前者的助手或接班人，也可能只是一个角色而已。由谁来充当这个角色？毛泽东因为上述事情，对其接班人林彪存有某些看法，并引起了他的不悦是自然的。处于政治力量平衡的考虑，毛泽东不希望林彪担任这个职位也是可能的。文革已经取得“胜利”，而领导这个运动的“小组”也被撤销，这对其江青和林彪两个阵营来讲都不是福音。小组的被撤销意味着江青、张春桥等人被削弱了实际权力；而文革的“胜利”结束则预示着林彪的分量和重要性也已贬值而不是升值。毛泽东是政治艺术的平衡大师，他站在中间，两边的重量相等，板子就不会翘起来，否则就是失去平衡。不再在林彪的身上增加重量，让政治天平保持均衡，对毛泽东本人和他的党来讲都不是一件坏事。

这或许就是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而又没有明说“不设”的另一些缘由。这些“缘由”不好明说也不宜说清，它就像谜语一般，只能根据历史、事件的“提示”或给出的谜面条件被“猜读”。但本文不敢大声扬扬说“我猜对了！”

那林彪为什么又要违逆领袖的意志，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呢？

林彪打仗的本事要高出其他将领，而政治上未必比其同行更有智慧。林彪的坚持多半原因还是想继续他的造神运动。或者说，他想通过“颂圣”的故技继续赢得领袖的信任与好感。

这还得从庐山会议说起。虽然发生了上述事情，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还是带着愉快的心情上了庐山。根据会议议程，当天的大会开幕并没有安排林彪发言，而林彪则主动出来讲话，而且有准备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核心主题就是修宪：“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来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然后，又用他特别熟悉的方式显示自己的拍马能力：“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这个讲话的内容事先毛泽东本人和许多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林彪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大家也没看到。毛泽东对这种“突然袭击”的“颂圣”以及违逆自己意见的主张的不满甚至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而不明他真实意图的同志们则早已听惯了这种腔调，也深知对于诸如此事自己该有的态度。就连深懂毛泽东的康生在不明毛泽东真意的情形下，对林彪的言论也是激赏有加，并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而且提议“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当然，他也不会忘记最后由毛泽东定夺这个必须具有的立场。其他的中央领导（除江青、张春桥等人之外）以及与毛泽东最为亲近的警卫局领导也赞成林彪的主张。

问题出在陈伯达身上，他为了逢迎他的主子，在会议期间搞出了“天才论”。林彪圈子的人马则相互配合，在分组讨论时，除了高调颂扬毛泽东之外，把批判、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张春桥这队人马。用毛泽东的话讲，“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毛泽东已经断定，陈伯达他们表面上攻击的直接对手是张春桥，而真正的矛头对准的是他自己。此时，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宪法争执已被毛泽东公开定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也是事后林彪被定义为阴谋篡党夺权的大致经过。

五

这里的问题是，林彪为什么一方面高调颂扬自己的领袖，另一方面又要违逆领袖的具体主张呢？

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的大致逻辑是这样的：国家需要这个机关，即便是装装样子，这个“样子”也是必要的；既然这个机关在国家生活中必不可少，是国家的某种象征，那充当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当然是人民的领袖。无论林彪的这个提议夹杂着多少个人私货，但面上的冠冕堂皇则赢得了党内的普遍赞同，康生的态度便是这种政治天气的一个晴雨表。而林彪自己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他明确表示自己将不出任这个机关的副职。

林彪坚持的这个主张为什么后来成了“他想当国家主席”罪证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陈伯达身上。他深知林彪喜欢“颂圣”，为了讨好主子，干脆把“颂圣”的调门提高“八度”，直接把领袖送到天上，这便是他的“天才论”曲目。他既想讨好主子，又想借此攻击对“颂圣”采取消极态度的张春桥。这是一个典型的一石二鸟的愚蠢策略。之所以说“愚蠢”，是因为这个小伎俩一下子就被毛泽东轻易识破。如果只是因为张春桥，那毛泽东也未必如此动怒，但张春桥的圈子里恰恰有江青这样的人物，这使得毛泽东本人与这个圈子之间有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让他较容易地将陈伯达以及林彪圈子的所作所为与自己联系起来。

在中国的人际关系里，兄弟之间也可能产生不和甚至反目成仇，“兄弟阋墙”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然而，一旦外人介入进来，兄弟之间又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的“内外有别”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更重要的是，陈伯达的所作所为搅乱了毛泽东通过“团结全党”应对当前问题和战争危险的深谋远虑和部署。

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清醒地将陈伯达与林彪本人分别对待。陈伯达玩完了，需要林彪的只是他对待陈伯达问题的态度。而林彪恰恰没有给予一个毛泽东想要的态度。这个暂且放在后面再说。

其实，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的目的被认定为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的主要因由是与他事后的态度更近，而与他的真实动机则较远。根据现已公开的资料显示，林彪的身体一直不好，怕光、怕风更惧水。虽然他去过苏联治病，但病情并未根本好转，而且林彪长期有吸食毒品的恶习。文革期间，他经常抛头露面，也主要依靠毒品来支撑。晚年患有迫害妄想症，害怕医生，其健康与生活全依赖于其夫人叶群。据载，林彪在家的起居，因怕阳光窗子都要用厚重的织物将其遮住；因惧水，他大小便时，都要披一条厚厚的棉被在床上通过叶群的帮助用便盆解决。

在这种状况下，说他想充当一个事务性的国家主席角色，应付国家各种仪式性琐事，这不太符合情理。

关于他想当国家主席的说法还有一个根据就是他的夫人叶群。在庐山会议期间，叶群曾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这样的话，这或许是她赞同丈夫设国家主席建议的真实理由，但这不能视为林彪本人的根据。林彪与叶群不同于一般夫妻关系。他长期依赖于夫人，无论生活还是公共事务。有一种说法是“林彪平时吃药都是枕在叶群的腿上用汤匙喂送。”叶群长期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负责林彪的日常事务。对此，毛泽东也颇有微词，曾提醒林彪让自己的妻子少干预自己的事务。叶群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妻子和女性，她之所以为此付出，还是为了某种回报。这既是一个女性的野心，又因为性别限制了这种野心。她本人并没有政治上继续爬高的本钱，而唯一的指望则是丈夫的飞黄腾达。

女人自认为可以说出代表丈夫的话，而男人的内心往往又不是妻子能够代表的。

六

陈伯达被打倒了，与之相关的人都受到牵连。林彪圈子的人为此都要做出公开或私下的检查、检讨，包括他的夫人。毛泽东想让林彪看到这一切，并需要林彪的态度。这个态度的重要性既是毛泽东给林彪与此事脱钩的“台阶”，又是林彪对自己政治立场的背书形式。而林彪对此的表现令毛泽东非常吃惊：他既不关心那些人的检讨，也不参与任何批判陈伯达的活动，而他自己也没做任何检讨和表示。更恶劣的是，1970年的国庆节，他与往年一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的对面，既不与他打招呼也不说一句话，站了一会儿便不辞而别。这不是对领袖的不恭，而是一种公开的冒犯。这意味着他与领袖之间已渐行渐远。毛泽东对此不只是愤怒，已是带着深深的失望了。

林彪为什么如此作为？这或许与他的性格有关。他在毛泽东面前从不做检讨的做派是人所共知的，这既是他性格执拗的一面，也是他自命不凡的悲剧根源。他在庐山会议以后曾感叹：“我们只会打仗，不懂政治。”这可能是他的真心话，也是他恃才傲物的本钱。不忘自己“会打仗”在和平年景并非就是吉兆。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这种处理问题方式恰恰是“猜错了”领袖“谜语”以后的性格表现。他非常卖力地给领袖戴高帽子，自认为那帽子的尺寸和款式都是领袖喜爱的，没想到这次“帽子”真地戴错了，玩砸了——“狐狸没打着，反惹了一身骚”。话又说回来，对这个自命“会打仗”的接班人来讲，他除了“颂圣”的本领之外，又有几分读懂领袖真实意图的政治智慧与能力？这一点上，与对手张春桥相比，他差的真不是一星半点。

对于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来讲，捅了娄子的恰当反应就是自责。自责的方式有多种，“破罐子破摔”是最常见的一种：“老子就是这样，随便你千刀万剐！”这早已超出了宪法争执的范围。

在林彪与领袖之间，“台阶”已被他自己抽掉了。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还是与他的妻子和儿子有关。叶群深知丈夫的性格，本指望丈夫能够一步登天，如今却到了这一步，在她那里意味着已断了退路；而他那个宝贝儿子林立果则是一个典型的胆大妄为之徒。他一表人才，北大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在父母的羽翼之下平步青云坐上了中国空军高官的位子。他纠结中下层军官成立所谓“联合舰队”，与其母亲一道密谋策划“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治政变，包括对领袖实施暗杀，作为当事者的林彪也裹挟其中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人类政治经验说明了一点：政治中的许多悲剧都是由政治家的妻子和儿子导演的。

七

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假若在宪法的争执中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他能明确说明他的真实想法和意图，而不是采取“猜谜语”的方式，那么这一切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其实，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本文已深知犯了一个历史的基本错误，因为历史的车轮里并不存在“假若”二字。领袖必定有领袖的气质，当事者必定有当事者身在其中的感受与自己固有的性格。这似乎又是说，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

当领袖毛泽东听到曾是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摔死的消息时，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慨：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个中滋味如何，正像“谜语”一般，或许只有领袖自己一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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