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权术——控制削弱东北军的政治手腕

2015-7-31 Q帝 权谋文摘

  【权谋网】按：蒋介石可以说是当代的曹操，权谋术运用的炉火纯青，大多数研究蒋介石权术的文章都泛泛而他，缺乏深度，而下面这篇文章可以说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对东北军的政治玩法达到了极致。20万人就这么逐步的通过政治手腕吸收了，不能不说，叹为观止。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近20万东北军经历了强烈的内部动荡后，被东调整编，然后分别投入抗日战场。从此开始了他们在国、共和日伪三者之间的辗转挣扎，被控制、被吸收、被消耗……
      一、蒋介石如何操控和防范东北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通过整编，将东北军掌握到了自己手中。在抗战和内战中，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和吸收东北军战场效命，另一方面则始终对其严密监控，并设法削弱其力量，防范其通共、投伪或不受节制。

    1、蒋介石借张学良告诫东北军诸将：军队都是国家的，要接受上级的指挥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有五个军一个师近20万兵力。张学良被扣南京后，东北军内部就如何营救张学良产生分歧，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由于不满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以和谈手段营救张学良的主张，于1937年2月2日派兵刺杀了王以哲。随后，王以哲所属东北军各高级将领对少壮派或予看押，或予驱逐，或听任自行逃离，大批激进的少壮派分子被处分或清洗，这一事件致使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二二事变”后东北军内部人心浮动，对前途顾虑重重，为了能控制这支军队，防止其溃散，蒋介石安排东北军将领探视张学良，一来借张学良之口说服东北军，以安军心；二来让他们死了想要张学良回去主持大局的心。1937年2月16日，张学良给东北军高级将领写了一封信，他告诫说：“目下状况要……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3月3日，蒋介石又让东北军代表周福成、霍守义、吴克仁（王以哲死后任67军军长）等6人到溪口见张学良。张氏再次告诫他们：“你要知道，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将来东北军就是一连甚至一排的被分别调到任何地方去作战，都要接受上级的指挥，这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军人。”
    另外，蒋介石之所以能顺利地将东北军从一支军阀部队转变成为了真正听从调遣的国家军队，跟张学良这个主帅被蒋介石扣押关系极大。比如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就曾私下对部属们讲：“张副司令已经成为人质，他的生命安危，系于东北军的强弱和存亡。为了维护张副司令的安全，东北军必须团结起来，保持战斗力，行动上要谨慎，不要走错一步。”后来于学忠所部霍守义师投靠了汤恩伯时，他选择忍让仍是出于此种考虑：“东北军流浪飘泊，处境悲惨，为了抗战，为了张汉卿所主张的抗战到底的光辉业绩，我不能与汤恩伯争长论短，我们只有忍让，顾全大局。……汉卿从1936年12月起到现在不得自由，我们都是他的部下，怎能不怀念他，又怎么能再闹乱子，给他身上添加污点呢。”

    2、1937年初东北军奉命东调后被缩编，八个师的番号被撤销，蒋介石把三个给了八路军

    借张学良安抚军心之后，蒋介石开始其整顿东北军的计划。首先，他将东北军分别调往豫、皖、苏3省（骑兵军未动）：第49军（军长刘多荃）调驻河南南阳、方城、新野一带；第51军（军长于学忠）调驻江苏淮阴、淮安及安徽蚌埠一带。第53军（军长万福麟）仍驻保定及其附近地区。第57军（缪澄流）调驻河南周家口、淮阳、西华一带。第67军（军长吴克仁）调驻豫鄂边区正阳、罗山、武胜关一带。骑兵军（何柱国）暂时留驻陜西。
    完成东调之后，南京政府随即在1937年4到6月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虽然原军建制不动，但由原来的每个军4个师、每师3团的甲种军，缩编成每个军两个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的乙种军编制，只有骑兵第2军保留3个师。压缩后的东北军8个番号被撤销，并将原属于东北军的番号115师、120师、129师划拨给了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将117师、118师、119师番号划拔给了中央军，归蒋介石指挥的第1战区直辖。这样，整编后东北军的实力只相当于原来的三分之二。为了防止东北军聚集后不受节制，在之后的抗战和国共内战中，东北军既没有组成军团，也没有组成集团军，而是以军或更小的作战单位被分割使用。从此，东北军真正成为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国防军，不再是给某一姓某一人看家护院的私人军队。[详细]

   3、蒋介石六大措施控制和削弱东北军，防其通共投敌

    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将东北军分别调拨各个战区投入战斗。虽然经过改编的东北军各部已经成为国防军，但始终无法消除西安事变在蒋心中留下的阴影，他在随后的抗战和内战中不断对其进行控制和削弱。蒋采取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措施一：对普通官兵进行宣传教育。在东北军整编期间，国民政府军政部在下达的整编方针是：“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上责任，以作收复失地之先锋为主旨。……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向东北军中委派政工人员，据49军军官马万钟回忆：“49军的政工人员，校级以上多是‘复兴社’在南京举办的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尉级多是‘复兴社’头子之一康泽主办的‘星子训练班’的毕业生且多系东北籍。政工人员积极主动地向部队军官们接近，表示亲切……大肆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但此举收效甚微，马万钟说：“政工的恢复，官兵多是说：‘卖膏药的又回来啦！’……弥补不了西安事变的痕迹。军官们多是情不自尽地敬而远之。”
   措施二：重金收买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了让东北军诸将领听从调遣，蒋介石先是收买了东北军的元老王树常（张学良派到中央以代表东北军的，蒋给以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名义）。东北军的整编正是在王树常的协助下完成的。他还帮助蒋介石说服、分化和拉拢东北军将领们，比如他分别请57军军长缪澂流、六十一七军军长吴克仁到庐山去见蒋面谈，对此二人，蒋各给以50000元重价加以收买。
    措施三、将东北军各部星散四方，使其不能相互联络和抱团，有的则直接划归中央军及其他派系军队指挥。比如在抗战中，蒋介石下令将“旧东北军系以军为单位分割使用”，据此指示，万福麟的53军部署于平汉线北段的安固、永清一带，属第1战区；吴克仁的67军部署于津浦线北段，属第6战区；何柱国的骑2军部署于晋北，属第2战区；于学忠的51军部署于鲁南、徐州，属第5战区；缪澄流的57军部署于长江口北岸，属第3战区，刘多荃的49军调到津浦路北段，吴克仁的67军即转至平汉路。即便是同一只部队，也尽量使其分散使用，据马万钟回忆：“七七事变后49军开赴沧州布防，划归40军庞炳勋指挥，按当时的军事态势，49军应该也可以由刘多荃统一指挥，担当一个地区的防守任务。但是庞军长却把一个军分割使用，109师摆在沧县车站以北横跨津浦铁路要害担任防御，105师摆在沧县西北60华里的景和附近担任防御任务，归庞军长直接指挥，庞炳勋的40军摆在109师右翼的次要防御地区。”
    措施四：派人进行严密监控，防止其通共。由于东北军在西安事变中与中共合作过，因此蒋介石非常担心中共对东北军进行渗透，因此他派人对东北军内部进行严密的监控。这种监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民政府通过政工人员和特务组织进行监控，比如1939年秋在鲁南，57军111师政治部就怀疑333旅有共产党人，就向333旅旅长王肇治要共产党员名单，王很抵触：“共产党脑袋上没贴标签，谁是共产党，我查不出来。”后来，王肇治被找借口撤职查办。再如蒋介石派其心腹周复派到鲁苏战区担任总部政治部主任等党政军要职，明显是用来监控于学忠的。另一种方式则是亲蒋的东北军将领对自己所属部队进行自我监控，防止中共渗透，比如57军缪澂流怀疑接任王肇治的333旅旅长万毅“是在西安东城门楼子受过马列主义训练的共产党人”。所以到山东后，他就把331旅旅长唐君尧调任为112师副师长，专门监视、考察万毅的政治面目和言行动作。”
    措施五：让东北军与中共相互消耗。比如皖南事变中第25军（军长张文清，原系东北军108师师长）的东北军108师（师长戎纪五）就奉命参与攻击新四军，他们控制了新四军突围的要道之一鹿角山，新四军曾派干部与扼守隘口的644团交涉，要求让出一条路，虽然之前108师与中共渊源颇深，团长李世镜也很同情新四军，但慑于军令不管应允。于是新四军发起进攻，双方反复争夺隘口，644团居高临下，以强大火力封锁了山口。国军总指挥上官云相还打着108师旗号以谈判的名义将叶挺诱骗至108师师部当场扣押。经此一役，原本关系不错的东北军108师和中共反目成仇。

    4、留在国军中的东北军各部的两种结局

    伴随着控制和削弱，国军序列中的东北军除投靠中共或被中共消灭外，主要有两种结局：
    结局一：在战场上打残打散或因其他原因被撤销番号。当东北军在抗战或内战中成建制的消灭时，蒋介石往往会将其编制压缩或者撤销番号，这样东北军越打越少，自然对蒋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小。比如南京保卫战后，军长吴克仁、军参谋长吴桐岗阵亡，全军伤亡殆尽。随后国民政府将67军番号撤销，所辖部队缩编为第108师，由张文清任师长，编入25军。另一个师107师番号撤消。同时，军政部还诬蔑吴克仁军长投敌，不准给予67军殉国将士发抚恤金。再如蒋介石以莫须有罪名免去了六十三军军长、著名东北军将领冯占海的职务，只给了冯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政的虚衔，并取消了六十三军的番号，将其所部划归七十一军统辖。还有57军军长缪激流以通敌罪名被扣，57军番号被撤销。
    结局二：被中央军消化。这主要有五种方式：
    A、把西安事变之后主动投蒋的东北军划归中央军各部管辖。比如西安事变时，驻洛阳的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接到张学良“破坏铁路，阻止中央军西进，将洛阳分校祝绍周全部官兵缴械”的电令后，向祝绍周告密。驻在潼关的冯钦哉部的两个营，受冯的命令表示服从中央指挥，放弃潼关让中央军进逼渭南东部。“二二事变”后，驻蒲城的东北军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并与步兵第106师师长沈克发表通电，脱离东北军体系，投靠了中央军。乔方率炮8旅也表示“竭诚服从中央……效忠党国”。蒋介石趁机将这部分军队编入中央军。
    B、将原东北军将领撤职或调任，然后由中央军将领接管。比如1943年蒋介石将于学忠调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然后给其所辖的51军充实了大批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将其“中央化”。1940年，将何柱国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其所辖骑兵军（仅剩骑三师及步兵旅）中的步兵旅调入李品仙的92军，将暂编十四师并入骑二军，由暂十四师师长廖运泽升任军长，骑二军也“中央化”了。1939年刘多荃的49军修水作战失利，蒋介石将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53军军长万福麟也在1944年调至湖南集训时被撤职。
    C、中央军各部极力拉拢和收编东北军。比如于学忠部霍守义的112师在1943年日军扫荡时畏敌退缩，被日军追的无处可去，师长霍守义召开军事会议说：“在苏北已站不住脚；去鲁南又太远；当汉奸太丢人；当新四军受不了那份苦；建议越过津浦铁路到皖北避难。”于是他擅自将部队拉到皖北阜阳投奔了汤恩伯。
    D、利用东北军补充部队的机会掌控东北军。比如1937年10月底49军在淞沪战场损失惨重，109师基本打光，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一大笔钱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然而刘多荃、赵毅没高兴多久，在下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完全指挥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闹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
    E、有些东北军因无法忍受上级苛责投奔中央军。比如据原111师师长孙焕彩回忆：“57军某旅长在临沂县中了敌人埋伏，损失两个连，缪澂流军长把该旅长破口大骂得不敢抬头。逼得该旅长铤而走险，只好到阜阳投效汤恩伯，离开了同乡同学患难相处的东北军。”

    二、中共对东北军的渗透和争取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与中共的关系同样非常复杂。抗战时，中共一直很注重对东北军的渗透和争取。而国共内战中，东北军要么就是起义投诚被编入解放军部队，要么就是被解放军歼灭。

    1、西安事变后中共的态度摇摆让东北军将领对其失去信任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甘，中央军大举西进。红军由于自身处境困难，不愿参加对蒋作战，因此积极主张联合抗日，通过和谈营救张学良。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东北军少壮军官中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937年1月30日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为了争取东北军少壮派支持，周恩来表示中共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团结。中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他们均坚决主战”。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少壮派发动了“二二事变”。这一事变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周恩来为了平息此事，当即着人将发动事变的苗剑秋、孙铭九等人秘密送到红军驻地加以保护。中共的这些举动深深刺激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少壮派刺杀王以哲乃是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东北军上层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他们开始对东北军内一些有威望的左派进行清洗，如53军军长万福麟软禁副军长兼119师师长黄显声，还坐铁甲车到徐州车站，要带走647团团长吕正操。57军军长缪澂流辱骂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扣押了627团团长万毅，理由是“查该员言论激烈，在此撤兵之际，恐生意外，着急即撤职，收监候审。”49军军长刘多荃指使葛延春杀了积极联共抗日的第1旅旅长高福源，扣押了有左倾思想的团长康鸿泰，赶走了团副王甲昌。在骑兵军，尊称陈诚为“恩师”的骑3师师长徐良扣押了力主联共抗日的第7团团长陈大章，其罪名是“思想左倾，包庇共产党，张学良的余孽”。不仅如此，对中共的疑虑加深还促使东北军诸将服从蒋介石命令东调，以防止“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这也成为之后很多东北军将领配合蒋介石反共的根源。[详细]

    2、西安事变后有些东北军部队想投奔红军却被劝回
    东北军东调时，有些部队想投奔红军，中共出于不想与蒋介石冲突和保存东北军内地下党等考虑予以拒绝，劝其接受国民政府整编，服从东调命令。比如10师的656团团长汲绍纲率部投奔红军，中共除留下汲绍纲本人外，将其所率部队经动员后退回东北军。抗日先锋队1支队1大队3中队投奔红军，中共也将同样原班人马，包括中队长张哲在内，全部动员回东北军。53军有些人想拉队伍西渡黄河，投奔红军，674团总支书记李晓初请示北方局，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千万不能拉队伍。（一）时机不成熟，这样做会破坏党的统一战线；（二）部队即使拉出来，不到黄河，就要散掉；（三）服从整编，分到各师的党组织要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一度也想拉队伍，派少校参谋孙立基前往红军总部联系，中共劝其以大局为重，使其放弃了拉队伍的打算。
    为了保存东北军中的秘密党员，中共还想尽办法避免地下党组织活跃的东北军部队被整编掉，比如110师为抗日先锋队所组成，其中地下党非常活跃，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下令将其撤销。中共东工委委员中校参谋解沛然亲自找于学忠疏通，说：“110师是张副司令亲手建成的，他离开西安时，把这一摊子委托给你了，110师直接归你指挥，如在你手中被蒋介石解散，可怎么对得起张副司令啊！”随后于学忠将110师缩编为四个营，按营或连的建制编到51军中，从而在东北军内保存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也为抗战中中共与51军保持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详细]

    3、抗战中中共如何渗透并争取东北军，以保持其影响
    抗战中，为了保持在东北军内部的影响力，避免与其产生摩擦和相互消耗，中共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合作与同情：
    措施一、在东北军内发展秘密党员。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秘密党员来发挥作用，因此，组建东北军中的党组织和发展党员至关重要。1937年5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东工委书记项乃光的发言中说：“东北军内秘密党员近300人”。此后在抗战中，西安事变时就亲共的111师师长常恩多、112师667团团长（后为111师333旅旅长）万毅、112师668团1营营长（后为672团团长）刘杰等先后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51军113师678团团长（后为339旅旅长）张炳南、677团团长王协一等人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680团8连地下党支部，在书记孙谦的领导下先后在该连发展了19名党员，而且将全连5名军官全部发展为党员。这些秘密党员对影响东北军高级将领决策，抵制蒋介石在东北军内部清共反共以及策动东北军投靠中共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措施二、积极主张营救张学良以赢取东北军认同。张学良虽然被拘禁，但其在东北军中的影响力仍不容忽视，因此，中共就积极主张营救张学良，以此博取东北军将领的好感。比如1938年1月12日，周恩来在武汉会见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等人时，专门同他们商谈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对张学良的安全极为关切，希望东北军及东北人士利用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努力进行营救。同时，周恩来凭借黄显声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建议他在武汉帮其做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黄显声在武汉期间动员了两支“东干队”去延安。1938年2月2日，黄显声被陈诚诱捕。
    措施三：利用东北军对日军的国仇家恨，积极宣传抗日争取东北军高级将领。比如53军从冀南退入太行山，朱德总司令对53军参谋长赵锡庆说：“我们不会吞并你们的部队，请转告万福麟军长和各位师长放心，现在的共同目标是打日本，目标一致，前途远大！”1939年11月马占山在由重庆返回绥远哈拉寨时因打猎右手受伤，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闻讯后立即将马占山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救护。12月22日，毛泽东设宴欢迎马占山，毛泽东讲话说：“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可以说，中共的这些友好表示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至少东北军高层将领很少愿意与中共产生摩擦和冲突。
    措施四、时刻警惕中央军挑拨东北军与中共的关系。据曾任51军军长和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回忆：“1941年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企图联合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鹿钟麟共同反共，遭到走中间道路的于学忠的抵制。沈鸿烈派刺客在于学忠行进途中扔手榴弹。于迅速卧倒，只受轻伤。刺客随即跑进八路军防区。沈企图以此挑拨于学忠和八路军的关系。八路军将刺客交到鲁苏战区总部。刺客供称是受沈鸿烈党部委员李子虔持沈之亲笔信指使。经检查，那封信确为沈鸿烈之笔迹。于学忠乃向蒋介石控告沈鸿烈。蒋介石把沈调回重庆。”
    措施五、将东北军视为“中间势力”，以拉拢为主。1940年，中共中央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通报了112师、114师、骑2军的有关情况，强调争取东北军的方针是：“必须认识东北军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较可靠的友军，在国共斗争中基本上是一种中间势力，且有可能为我争取。打回老家去的迫切要求，对张汉卿的历史关系，对国民党瓦解和歧视的不满，对国民党不要东北的愤激情绪，对收复东北必须与共产党合作的认识，均为有利于我们争取东北军的政冶因素。虽然，部分东北军上层分子因军晌及地位等关系与国民党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但这绝不能看成是东北军的国民党化的表现。必须认清；我们对东北军的关系好坏，对于我们争取广大友军工作有极大的影响，因东北军曾是我们共过患难的友军，对其关系的长期维持友好，则使我党我军在其他友军中信誉增加，反之，则使许多友军对我发生畏俱。”

    4、挣扎在中共渗透和国民党反共之间的东北军将领们有三种态度

    面对国民党的清共反共和中共的渗透争取，东北军内部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A、于学忠等严守中立
    以于学忠为代表的多数东北军将领，既与中共有很深的渊源，不愿与中共产生摩擦，但同时因张学良被控制而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军政命令，因此标榜不红不蓝走中间路线的，既听从蒋介石调遣限制中共，又尽力抵制蒋的反共政策。比如1939年，面对中共势力在山东的飞速发展，蒋介石命令东北军51、57军进军鲁南，组织苏鲁战区，委任于学忠为总司令，韩德勤为副总司令，一方面为坚持敌后抗战，另一方面也为了限制八路军的发展。1939年夏于学忠奉命进入鲁中南地区，但他始终坚持认为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应当坦诚合作：“蒋介石对我有冤，共产党对我无仇，让我去打共产党我只能应付。……八路军山东纵队还归我战区指挥，共同抗战，我又怎能来打共产党八路军呢？”再如112师师长霍守义曾秘密接见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司令员派来的代表，之后霍守义对师参谋长李寓春说：“咱们这个部队真没有立场，蒋介石叫咱们援助韩德勤打新四军，黄司令派代表来了，要咱们守中立，我也谈了。”
    当然，中立并不代表没有摩擦，只是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将其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比如于学忠入鲁后不久便对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表示不满，据徐向前回忆，他跟于学忠针对此事有过一次会谈：“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他说，各级政府要由我们委任，不经过我们任命，不能算数。我说，关键在于群众是不是拥护……群众不拥护的东西，委任了也没有用！围绕政权问题，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了两个多小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他是我们的争取对象，我在谈话中注意了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求同存异，避免把关系搞僵。”谈判结束后，八路军照搞政权不误。于学忠虽然仍说反对，但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B、缪澂流等效命蒋介石积极反共
    当然，也有不少东北军将领一心追随蒋介石，积极配合反共。比如在57军内部，政治部主任宋迪玺经常说：“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高级参谋兰赓年为“鬼子不打自己，专打八路军”而拍手称快。军长缪澂流则埋怨张学良说：“要是没有‘双十二’，共产党早已消灭了。……国民党根本不应该听信共产党的挑拔离间，去跟日本作战。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是‘赤匪’，中国今天还是应该剿‘匪’，攘外必先安内。”他还以鲁南游击区总指挥的身份，布置鲁南、苏北17个县的国民党县长进行反共。在于学忠的51军中，类似的事情也不少，比如1941年陶景奎等人就扣押了333旅旅长万毅及师战地服务团、抗演六队全体队员（均系中共领导），以及中共师工委负责人曹建华、张苏平及师部电台台长李政宣（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同时，111师在“清除左翼分子”的口号下，万毅的警卫员李福海和对万毅被扣表示不满的上士胡铁男等被杀。六六五团中校团副管松涛、666团中校团副彭景文等中共党员被迫撤离。还有前面提到的25军和108师在皖南事变与中共反目后，都一心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
    C、常恩多、万毅、谷牧等秘密党员与中共来往甚密，甚至直接将部队拉出来投奔中共
    本来发展秘密党员是为了对东北军施加影响，并尽可能多地掌控东北军部队，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中共不会让秘密党员所掌控的部队公开投共。比如1940年9月，中共秘密党员常恩多、万毅等人侦知57军军长缪澂流有通日投伪倾向时，决定在9月22日晚捉拿缪澄流和副军长朴炳珊。不料在当晚行动泄密，缪澄流潜逃。这就是“九二二”锄奸运动。中共在处理此事件时非常谨慎，毛泽东致电罗荣桓、彭德怀、左权等人说：“我们应在实际上赞助，但在表面上不要公开出面，不要把反缪澄流的东北军收编为八路军……我党我军对此事件应取第三者态度，而于实际赞助常（恩多）师之拥于（学忠）反缪（澄流）斗争。……对外不要发表任何反缪（澄流）袒常（恩多）之言论文件。有询问者则以友军内部不幸事件，真相待查，希望友军团结对敌等语答之……位于常（恩多）师附近之我军应同样取第三者态度，如遇他部东北军攻击常（恩多）师时，则声言愿任调人劝告双方，顾全大局勿相攻击。如非我加入战斗则不能保护常（恩多）师时，应以有力一部伪装东北军参加之，切勿以八路军公开名义参加。不在绝对必要时，应避免参加。”由此可见，不到万不得已，中共是不允许秘密党员公开拉部队投奔八路军的，即便对秘密党员的支持也只是暗中操作，以免授人以柄。
    尽管如此，抗战时还是有不少秘密党员率部脱离东北军序列投靠中共。当然，其中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1、有的因跟部队失去联系投奔中共，如1937年10月11日东北军53军691团在华北战场完成掩护任务后与53军失去联系，该团团长、中共秘密党员吕正操遂率部与中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会合，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
    2、有的因国民党反共时成为“被清理对象”而不得不率部投共。比如1941年陶景奎扣押秘密党员、333旅旅长万毅并在111师内部清共，蒋介石又电令于学忠秘密处决万毅，于学忠和常恩多一再抗命拖延时间，万毅最终成功越狱，投奔中共八路军山东纵队。111师667团一营一、三连随后投奔万毅。112师672团团长、秘密党员刘杰也率部分官兵脱离了东北军投到了万毅麾下。
    3、有的是不愿被蒋介石逼迫反共，则率部投共。比如皖南事变后，蒋以“断饷”相要挟，密令于学忠限期“剿灭”山东共军，并严令清查东北军内部有通共倾向的将领。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但由于中共秘密党员在111师根基并不是非常稳定，举事的东北军大部又于8月8日哗变，重新回到东北军，只有郭维城率两千余人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整训。
    除此之外，还有非秘密党员率领的东北局投奔中共，但是对这些部队的改编难度明显要大于秘密党员掌控的东北军，比如1937年10月，张廷枢与张政枋率队从太原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指挥部所在地。部队被授予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番号，张廷枢、张政枋分别担任司令员、副司令员。朱德希望二人能收容东北军第53军的溃兵，将其改造以作为扩大武装的基础。但由于这些东北军的溃兵纪律松弛，不听指挥，而且张氏两人出身旧军阀部队，对中共带兵方式不适应，所以拟组建的第一游击纵队最终未能成立。 
    4、挣扎在中共渗透和国民党反共之间的东北军将领们有三种态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军旧部仅存51军、57军、49军、53军，他们在国共内战中不是向中共投诚，就是被解放军歼灭。如51军1947年于枣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由57军改编的第十二军1948年夏在中共军队包围下于兖州放下武器投降。49军原105师在杨家杖子阻击战中全师溃散，师长于泽霖为解放军所俘。53军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由副军长赵国屏、师长王理寰等人率领起义。军长周福成潜逃，被解放军俘获。自此，国民党军队中的原东北军的番号全部在大陆消失。

    三、少数东北军将领投靠或勾结日伪抗战中东北军徘徊于国军、中共和日伪三股势力之间，有少数东北军将领或感到被歧视压迫，或出于私人恩怨，或因不受重用，转投日伪当了汉奸。

    1、原东北军将领投靠或勾结日伪的四种情况
    东北军将领投靠日伪军的不多，主要由以下四种情况：
    情况一、被上级解职后找不到出路，投奔日伪谋立足。比如57军缪澂流的副官处长李亚藩被缪解职后无家可归，就到江苏干榆县桃林镇投靠敌人，参加伪组织就把57军内部不团结、官兵厌战、拖欠军响、又缺乏弹药等情况，以及缪派遣六六二团团长孙焕彩带三个步兵连去安徽阜阳领运弹药和军晌的详细情报完全出卖给敌人，以便换取敌人对他的信任。敌人追问是否属实，他竟以生命担保确实如此。这些情报给57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情况二、承受不住日军打击率部投敌。比如1943年6月原第57军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因承受不住日伪部队的扫荡压力，率部投降敌人，被汪伪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军，荣子恒为军长。
    情况三、因西安事变被国民政府解职后怀恨在心而投伪。比如原东北军少壮派将领鲍文樾西安事变后被解职，抗战期间被周佛海拉拢，出任汪精卫伪政府军事委员、伪政府军政部长。他辩称投敌是为了反蒋，为张学良报仇。但幽禁中的张学良谈及鲍文越投敌之事则是满腔气愤，他在给万福麟的信中说：“知鲍文越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我们的同胞，谁强占我们的田园，谁来要灭亡我们，918火药气味，他已竟忘了么？真是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更是东北军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
    情况四、还有一部分人借投敌之事与日伪暗通款曲，相互勾结。比如1940年缪澂流的333旅和666团的两个步兵连在李亚藩的勾引下突然哗变，被拉进干榆县参加伪组织。333旅万毅闻讯要动用666团全部兵力将其消灭，而缪澂流不但不同意，还让上校附员于文卿去干榆县桃林镇向汉奸李东坡求情，要求把两个连放回来。以此为契机，双方相互勾结。日本特务辛荣幸雄向缪澂流许以秋后不向57军“扫荡”，把两个步兵连放回等承诺，要求缪澂流与酒井师团签定“共同防共”的协定，以使双方“互不干扰”。这也是酿成常恩多和万毅发动“九二二”锄奸的原因。[详细]

    2、当然，投伪者最后结局都不好
    这些人最终都自食苦果。比如投日的原57军副官长李亚藩于1943年11月19日在中共攻克赣榆时被俘；投敌的原112师344旅旅长荣子恒，于1945年2月在中共攻克泗水时被击毙。胡毓坤则在1945年其军队被国民政府接收后被处死。鲍文樾抗战后被判无期，直到1975年才在台湾被释放。
    结语：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虽然从一直军阀部队转变成国防军，但始终穿梭在国、共、日伪三股势力之间，其挣扎、犹豫和抉择是民国众多地方实力派军队命运沉浮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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