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家：康生的权术政治生涯

2015-7-31 Q帝 权谋文摘

 【权谋网】按：康生的一生是阴谋家的一生，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尤其是系统的研究康生的政治权术的文章更加不多见，网上发现这篇文章，写的极为详实，尽管作者是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康生的权术的，但是不可否认，康生的权术是极为有效的，也是运作的炉火纯青的。对我们的当下的权术学习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母庸讳言，在我们共产党内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败类，这些人严重地败坏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威信，危害了党的事业。因此，经常地对党的队伍作一些整顿，清理工怍是非常必要的。无疑，我们的党史和党建理论工作者，在有关该问题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作些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康生就是我们党内的一个败类，本文准备仅就康生一贯玩弄权术及其政治生涯的关系的问题作些简单的介绍和初步的研究。综观康生的一生，权术与其政治生涯密切关联，玩弄权术是其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权术是其飞黄腾达的云梯。他正是借用这只云梯爬上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去的，向上爬是他玩弄权术的目的，他所玩弄的一切权术都围绕着这一目的展开。

 　 一、在争取领导人的信任上下苦功夫

　　要想青云直上，就一定要取得领导人的赏识和信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方面，康生表现得特别“精明”和有办法。
　　康生对于宣传领导人的思想一贯很热心，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他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最卖力的鼓吹者。在王明当政时期，他又是王明左倾理论最“杰出”的宣传家。从1932年王明上台到1933年康生离开中国去苏联这段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他仅仅用谢康，骆驼为笔名发表的宣传王明思想的文章就达20余篇，这一写作速度是惊人的。在’大跃进”时期，他是全党“大跃进”最狂热的鼓吹者。在这期间，他马不停蹄，风风火火，象着了魔似地在全国各地奔波，到处作报告，鼓动“大跃进”。他走到哪里，就讲到那里，他出巡六个多月，除去途中时日，所剩不过100多天，却作了71次报告。如果把这71次报告汇编到一起，足有150万字，这是一部想象力无比丰富的《狂想曲》，从教育革命，到消灭家庭，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应有尽有。正是由于康生的起哄、鼓噪，“大跃进”的狂风才迅速地在中国大地上凶猛地刮了起来。在鼓吹“大跃进”方面，康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康生还是我们党内制造个人崇拜的第一人。从1957年起，康生在党内率先鼓吹起个人祟拜来，他在多次会议上肉麻地吹捧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正是在康生的带动下，林彪等人也随即行动起来，竞相吹捧毛泽东同志，党内个人迷信之风终于越刮越猛，毛泽东同志终于由党的英明领袖变成了一尊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神。
　　最令人厌恶的是他经常挺身而出为领导人的错误辩护。1928年以后，李立三同志成为中共中央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康生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由于李立三同志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许多同志对李立三同志不满。在一次会议上，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何盂雄同志激动地说：“我认为李立三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这段时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很多人作了无谓的牺牲，令人很痛心，再也不应该这样蛮干下去了。”康生当即站了起来，针锋相对地指出：“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他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指责何盂雄同志说：“谁反对李立三同示，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的路线。”顷刻间，他得到了李立三同志的赏识，很快，康生就由江苏省委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二、看风使舵，及时改换门庭

　　当一个领导人跨台以后，马上抛弃旧的领导人，改换门庭，是康生为人的又一显著特点。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他投在李立三同志的门下。1930年9月，党的六后三中全会召开，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李立三同志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批评。10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来到中国，指导中国革命。米夫很赏识王明，在他的强有力支持下，王明上台。面对这一领导结构的突然变化，康生非常痛苦。王明是1929年回国的，回国后，康生与李立三同志一起，曾两次处分王明，第一次给予警告处分，第二次给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绐王明戴上了右倾分子、热衷于搞“小团体活动”的帽子。正因如此，李立三同志下台，王明上台后，康生根恐慌。在这种形势下，康生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一方面，他一反常态，大肆攻击起李立三同志来，他说他早就看透了李立三那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他斥责李立三同志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塔上称王称霸。”另一方面，他找到王明，又是陪礼，又是道歉，又是解释苦衷，又是阿谀奉承，结果博得了王明的谅解和信任。康生在这次领导人的重大变动中，不但没有成为李立三同志的殉葬品，而且被增选为中央审查委员，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晋升为组织部长。康生一生曾两次改换门庭，这是弟一次。1935年遵义会议和1937年康生从苏联回国以后还有一次。

　　三、借运动清除异己

　　康生把知道自己劣迹，对自已有意见，自己在政治上的竞争者均视为异己。借历届政治运动清隐异己，是他的一贯作法，这在“镇反肃托”运动期间的表现最典型了。
　　1933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人暗杀后，苏共掀起了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康生变得非常兴奋。当时，康生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在团副团长，是王明的副手，在康生建议下，旅苏党员干部中也开展了“镇反肃托”运动，借这一运动，康生大开杀戒。
　　萧寿煌，1932年曾在中央某机关工作过，他知道康生当时的一些劣迹。运动开始后，康生下令逮捕了萧寿煌同志，并对之日夜不停地审讯逼供，最后，萧寿煌同志终于惨死在康生手中。
　　武胡景，是康生的老乡，在去苏联之前，曾是中央某机关的负责人。来苏后，康生曾看望过他。武胡景同志诚恳地对康生说，有人说你以前整过人，劝他以后不要这样做。就这一席肺腑之言，就使武胡景同志从此上了康生的黑名单。运动开始后，康生一口咬定武胡景是“叛徒”，“特务”，并派人把他送交苏联保安机关，投进监狱，处以死刑。
　　王某，1932年曾在上海同康生共事，因不满庸生的所作所为，曾向上级写信，反映康生的情况。对此，康生一直怀恨在心。1933年王调任满州省委书记，1934年去莫斯科，在运动中，王也被逮捕，投入苏联监狱，从此杳无音信。连王的家属康生也不放过，很快，王的夫人被开除了党籍，终日在大街上流浪，最后，到了莫斯科附近一个地方当了保姆。
    康生害怕李立三同志东山再起，所以，对李也下了毒手。当时，李立三正在苏联学习、反省。1937年，康生在回国前，通知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个托派，这是一个危险人物。”苏联保安机关立即逮捕了李立三，李立三在监狱里一蹲就是两年。
    1939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时，听到这一消息，便向有关部门交涉。周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有错误，那是事实，但说他是托派，这纯粹是诬陷。”后来，又经过数次交涉，才把李立三救了出来，带回国内。
　　借运动清除异己这一手为康生的仕途清除了路障，扫清了道路。

　　四、加害无辜以邀功，踩着别人向上爬

　　康生最大的本事是整人，他自己也特别重视他的这一“优势”。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就是在整人上作出了“辉煌的成绩”，在李立三时代他整过人；在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时候，利用“镇反肃托”整过人；在延安时代他整过人；在建国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他也整过人；他用无数人的冤魂填写了自己的功劳簿，他用无数人的冤骨构筑了他显赫地位的地基，他在整人中作出了“成绩”，得到了升迁。这在延安时代，“文革”前夕及“文革”期间表现得最突出了。
　　在延安时代，他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职务，上任伊斯，他就制造了三大冤案。
　　钱某，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在修筑边区公路等事宜方面，有时要同国民党政府对口部门的负责人发生接触，这本来是工作需要，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况且，钱每一次与国民党致府有关部门交涉的事前事后，都要向有关上级组织请示、汇报。但是，有一天晚上，钱被抓了起来，康生一口咬定说钱是国民党特务，理由是他经常同国民党勾勾搭搭。结果，在康生的命令下，钱被关了六年寒黑窑洞。
　　当时，华北有个著名的大汉奸，名叫王克敏。他有个侄女，是北平的女学生，她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思想倾向进步。同时，她对自己的汉奸家庭也十分不满，因而毅然放弃了养尊处优的小姐生活，经过了千辛万苦，投奔到了延安。康生一听说王某是汉奸的侄女，就马上怀疑起来，经过一番充满想象力的分析，就认定王系“日本特务利国民党特务，是双料货。”从此，王便大祸临头，1939年4月的一天，康生亲自下令逮捕了王某，王在狱中从肉体到精神受尽了折磨。从1939年一直关到1946年，整整七个年头。
　　李某，正当时的延安地区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她是东北地下党员，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从事抗日工怍。1938年，李兴高采列地来到延安，1939年7月底的一天，她正在窑洞里看书时被逮捕，这是康生下令逮捕的第三个人。康生认为李是日本特务，理由是：1、李“走路像日本女人”。2、李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而实际上，当时在日本长期统治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几乎人人都穿过日本式衣服。3、李长得漂亮。
　　康生办得这三大冤案，在当时欺骗了不少人。从此，康生被誉为反特专家，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期，他搞了“抢救”运动，伤害了更多的无辜者,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了。
　　从建国后到“文革”前，他制造的冤假错案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小说《刘志丹》事件，—个是戏剧《海瑞罢官》事件。
　　1956年，工人出版社为了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拟定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写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的传记小说《刘志丹》就是其中的一种。选题确定以后，出版社找到了刘志丹的弟媳刘建彤，希望由她来执笔写《刘志丹》。起初，刘建彤有些犹豫，她觉得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思想水平不够，担心写不好，后来，经过出版社多次动员，他才接受下来。小说于1959年写成，在正式出版前，部分章节先在报刊上选登。1962年8月，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康生向毛泽东同志递了一个条子，上面写着：“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后来，康生又找到了毛泽东同志，武断地说，这部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因为高岗也是陕北根据地的刨始人之一。结果，这一案件被定为一次反党事件，此案受牵连的人很多，作者及其爱人受到围攻，该书的责任编辑全家被赶到农村，工资停发，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因为审阅过该书的稿件而被撤职、流放，后被逮捕入狱。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也受株连，蹲了六年监狱。国务院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一机部部长白坚、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先后被折磨而死。还有许多平民百姓也遭受牵连，一些人被逮捕，一些人被折磨而死。而实际上，这部小说根本就未提高岗一个字，甚至在通篇小说中也找不到高岗的一个影子。
　　1959年4月的一天，毛作东同志看了一出湘剧《生死碑》。戏的末尾，有一段海瑞的戏，毛泽东看后深受感动．第二天，他就让人把《明史》找来，专心阅读了其中的‘海瑞传’。随后，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淡到了海瑞，并号召大家向海瑞学习。此言一出，全国闻风而动，出现了海瑞热．各地上演了不少有关海瑞的戏剧。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同志是一位明史专家，所以，胡乔木同志曾邀求吴晗同志写海瑞的文章．吴晗同志就先后写了《海瑞骂皇帝》、《读海瑞》、《海瑞故事》等文章，颇受读者欢迎。著名京剧艺术表演家马连良，也找到他，请他写一出关于海瑞的戏。吴晗答应了，七易其稿，剧本终于写出来了。后来，北京京剧界就把这个剧本搬上了舞台，马连良扮演了海瑞这个角色，这出戏的上演，引起了社会的巨大轰动，观众—致好评，剧场里满是叫好声。一天傍晚，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住所接见了马连良，并请他与自己一块进餐，席间，毛泽东同志夸奖马连良演技高超，同时指出：“剧本写得也好。”但是，康生、江青多次向毛泽东同志告状，使得毛泽东终于改变了对这出戏的看法。康生、江青认为，海瑞这出戏与1959年庐山会议有关。这不是巧合，而是有意配合，这出戏贯穿着一个思想，就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海瑞曾为民请愿，彭德怀也曾为民请愿。海瑞在戏中逼着土豪退田，彭德怀也叫嚷着要我们准许农民单干。海瑞曾骂皇帝，彭德怀曾骂过主席，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结果，《海瑞罢官》事件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一部专著曾评论说：“在制造大乱上，他再一次立了头功；正是他的这一步棋，使他后来一步登天，取得了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顾问的职位。”而实际上，在吴晗写这出戏时，庐山会议还未召开，彭德怀还未被罢官。
　　在“文革”期间，康生制造冤假错案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这方面的“聪啊才智”也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1966年8月，康生给来京串联的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个条子，南开红卫兵马上成立了一个由七、八十人组成的“抓叛徒战斗队”。他们孤假虎威，手持康生的指示作为“特许证”横冲直撞到各单位去查人、抄录档案。过了一段时间，南开红卫兵就把所谓的“61人叛徒集团”案的材料逞送给康生，康生接着给中央写了报告，指出：薄一波等61位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有坚决反共叛变行为。据此，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把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狱一事，定为“自首叛变”，并说这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的所谓叛徒集团案。
　　1967年初，康生下令成立专案组，对1942年从新疆监狱里营救出来的120多名同志，一律予以清查，并明确指出：“这是一批潜伏在我们党内的叛徒集团，他们的投敌叛变行为是一请二楚的，但他们却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隐瞒。”专案组根据康生的指令，内查外调，兴师动众展开审讯。结果，在这些人中有26人被折磨而死，有80余人被逮捕投入监狱。
　　1968年1月．康生又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写报告，诬陷1937年以后历任中组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还诬陷先后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22位同志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
　　1月21日，康生又宣布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特务”，仅这一案受株连者就达十余万人之多，一万六千余人棱迫害致死。
　　5月，宣布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1968年7月21日，康生又写了一个关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政治问题”者的名单送给江青，在这个名单中，他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有“政治问题”者，占总数的72%。8月22日，康生又把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找来，要他把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尽快搞出来。郭玉峰立即动手槁了这么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里，61%的中央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成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4天后，即8月27日，康生又指使郭分别编造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又把50%左右的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协常委委员定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
　　由于在“文革”中的“出色”表演和巨大“功劳”，1969年4月 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洽局委员和常务委员。1973年8月，在十后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这是他一生中地位最高的时期。

　　五、翻脸不认账和找替罪羊

　　当出了问题的时候，康生以两手对付。其一是翻脸不认账，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于他自己以前办的一些事，自己以前说过的一些话，他可以翻脸不认账，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
　　60年代初期，他是喜次旧戏的，也看过不少旧戏，他反对旧戏改革，也从不看现代戏。1961年10月，康生突然对旧戏昆曲《李慧娘》发生了兴趣，于是，他就一再鼓励和动员他的老乡、好友盂超同志改编此剧，由昆曲改编成京剧。在改编过程中，盂超同志还经常去找康生商量，剧本脱稿以后，送给康生过目，康生十分认真地逐字矗句帮着修改，并表示对在他指导下完成的这件大事，感到十分满意。《李慧娘》正式采排的时侯，康生更是不寻常的热心，以致可以放下中央领导人的架子，多次到剧场观摩指导。在采排过程中，康生还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正式上演这天，康生还专门到剧场捧场。看完戏回到住处，他乘着余兴，立即挥笔给盂翅同志写了一封信：“祝贺该剧演出成功。”信中全面肯定了《李慧娘》的编导，音乐，表演，并赞扬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但是4年以后，长期处于冬眠状态的江青，开始向政治舞台进军了，她首先提出了要进行京剧改革的主张，《李慧娘》等一些旧戏随之受到指责，康生预感到江青的出山且其倡导京剧改革必然引发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于是，他对旧戏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64年8月下旬的一天，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总结大会在北京召开，康生作了总结报告，他指出：“这次汇演很成功，它给过去那些反对京戏改革，反对演现代戏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它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京戏现代化、革命化是完全正确的。北京剧协，15年来投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地，倒有《李慧娘》、《谢瑶环》这样坏透了的剧本。”“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反动阶级来报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社会主义、向共产党报仇。《李慧娘》这出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道理很简单，就是思想、立场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是为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他质问北京剧协：“为什么会出现牛鬼蛇神，为什么会出现《李慧娘》这样的鬼戏?”他要北京剧协对此“作出答复”。他还命令“各地凡是演过旧戏的，都要彻底检查!”就这样，他由一个旧戏的爱好者一变而为京剧改革的激进派和现代戏的倡导者，把编写，演出旧戏《李慧娘》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康生的另一手就是找替罪羊，即使是亲信、心腹也在所不惜。“文革”开始后不久，康生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结果，各大军区的司令部被冲击，许多高级将领被揪斗，许多军械库被抢劫，军队开始瘫痪。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全国已经够乱了，如果军队也乱了，那局势将更难以控制。于是，他在发表于《红旗》杂志上的一篇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上批示：这是“毒草”，“揪军内一小撮”是乱中夺权，“还我长城”。这下，这一口号的发明人康生及其参与这一事件的江青、陈伯达等人都慌了手脚。最后，他们共同决定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抛了出去。结果，这三员康生的心腹大将，多年的老部下，作为康生等人的替罪羊被逮捕。
　　凡是热衷于权术者，大都成不了什么大气喉，少数得以飞黄腾达者，其一生也将始终为恐惧，不安和罪孽感所笼罩。一切靠卑劣的政治权术上台者，都没有好下场，康生也没有逃脱正义和历史对他的审判和惩罚。1980年，中共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康生将遗臭万年。
　　权术是品质败坏的卵生子，只有品质败坏的人才喜欢玩弄权术。康生玩弄权术的种种事实本身，就表明他是一个没有正义感、残忍、朝三暮四、不怀好心、出尔反尔的人。此外，一些材料表明，康生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腐败堕落。他还是一个文盗，他通过各种非正当手段，巧取豪夺，从国家文物管理局和一些著名的艺术家、民主党派人士手里，攫取了价值数以百万元的书画珍宝，他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
　　权术是极端强烈的官欲和无能相结合的畸形儿，如果一个官僚具有极端强烈的权欲、官欲，同时又是一个无能之辈时，他可能就会寄希望于权术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康生就是这样，他靠什么向上爬?他只有依靠权术，这一点，恐怕是他热衷于权术的重要根源。
　　越是依赖于权术，整人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他就愈加不安，恐慌，唯恐有一天，自己也挨整，也成了别人的牺牲品、替罪羊。他便愈需要讨好领导人，以求保护，便愈需要抓住一切机会，把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致于死地。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是康生一生抓住权术不放，拼命玩弄权术的又一重要原因。
　　康主之流玩弄权术每每得手，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不无关系。权力高度集中、领导职务终身制、民主相对欠缺的体制，使得一些人只要取得上方宝剑，就可为所欲为。这就诱使—些人在通过权术去博取领导人的欢心、信任上下功夫，政治运动的接连不断，法制权威的低下软弱，又为这些人整人和排除异己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
　　康生玩弄权术及其一生的政治沉浮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必须学会识破这类卑劣的政客，并及时地把他们清除出党。同时，我们一定要把政治体制改革坚定地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玩弄权术这种丑恶现象和康生这类败类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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